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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的眼镜行

一翁

眼镜，在今天来看是人人离不开的东西，可在不远的百年前却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用的高档奢侈品。

早年它出现在归化城的时候也仅是少数社会上层、王爷、喇嘛和阿訇、富商、巨贾们所使用，种类也仅限于茶晶镜和水晶镜而已，说是：

“这些东西有‘清凉养目’、修神养性的功效，事实怎样？谁也说不清楚”

大约还是为了显示自己地位的高贵而不同凡响的一种标志吧。

当年，归化城还没有自己的眼镜行业，富人们佩戴的眼镜还多是由绸缎玉器店的商人们从京、津那里贩运来的，辛亥革命后眼镜有所“普及”，部分中小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也开始“时兴起”配戴近视眼镜和老花镜来，可是由于归绥没有研磨镜片的店厂，更没有验光配镜的技术师傅，人们配制副适宜的眼镜自然得专程去京、津地区配制，路途遥远，盘费甚钜，镜价自然高升，那时候有两种眼镜即茶晶、水晶和配验光眼镜的身价甚高，因为茶晶、水晶原料稀少；配验光眼镜在当时来说又是技术难得，归化城又不乏大贾、富商，这无形中推高了镜价，故而流传下：

“茶、水晶无价，配验光眼镜价更无价”的说法。据说，当年归化城有个富家子弟在北京廊房头条一家古玩店选中一副茶晶，竟花了二两七钱黄金才买下。

民国二十一年，山西潞安府沈占魁在大南街路西开了个名叫“德兴斋”的专营玉器兼茶晶、水晶眼镜修理的铺子，沈掌柜渐渐发现前来修理眼镜的人日多，也很赚钱，就收了一名十四岁的小徒工王振邦。

旧社会的学徒每日要做的自然是伺候师娘、做重家务活之类，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柜上帮助掌柜的打打下手，学习修理眼镜的技术，不想王振邦心灵手巧，没几年技艺竟然超出了师傅，还练得了一手磨边和辨别茶晶、水晶真伪的绝活儿，成为当时归化城眼镜行业第一人。

民国二十四年河北景县人姚界卿携次子姚朝旺由北京迁来归绥，在大北街路西邮电局隔壁找了一间门脸儿，父子俩开了归绥市第一家专业眼镜店“亨佳利”，专营茶晶、水晶、太阳镜、老花镜兼营修理。

姚氏父子之所以千里迢迢迁来归化城谋生，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如在镜片上钻孔、包铜卡、上铜腿等技术在京、津一带被一种新引进的赛璐璐质的中山架、钢丝博士架所取代而趋于淘汰，而塞外归化城人还是以配带老式眼镜者为多，然而毕竟归化城人口稀少，能够使用起眼镜的人不多，再说尽管这些新式眼镜价格昂贵，可对于富豪巨贾们来讲并不在乎，反而更能显示出自己身份的“显赫”，因而光顾“亨佳利”的客人并不很多，姚氏父子也只能做“三天不开市，开市顶三天”的惨淡生意。

民国二十三年，太原、石家庄“享得利”钟表眼镜店总经理杨炳慧看准了归绥市的眼镜市场，委其内弟宁波人缪愈绥为副经理来归化城开了“亨得利”钟表眼镜分店，店址设在归化城大北街路西（即现在“亨得利”眼镜店地址），三间大门脸，土木结构，瓦顶二层。

缪愈绥原来是个卖酱油的，并没有修钟表、配眼镜的技术，杨经理用他主要还是为了自家人可靠而使用之，一切技术人员都还是其姐夫杨炳慧从外面聘请；

同时，还专门从太原请来了专业的眼镜师傅河北保定府人王兴邦，又从德国首次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验光配镜设备——验光盒，同时在店内辟出专业的验光室；

店里除经营以往的传统镜片外，还经营当时价格十分昂贵的进口光学镜片，有德国的蔡司片，美国的克罗克司等，从此使绥远省范围有近视和散光眼疾患的人有了就近配光验镜的去处，特别是乌兰察布和土默川地区的蒙古族“嘎兰达”及中小知识分子都来“亨得利”验光配镜。

当时的“亨得利”还没有磨镜片的工厂，特别是散光镜片自己做不了，还得邮寄到北京大明眼镜公司代为加工，可这已经是当时归化城了不起的眼镜企业了。

民国二十六年，杨炳慧又从宁波引来一名十五岁的小徒弟郑炳璋，专门学习验光配镜技术，几年间竟也成为配眼镜行业的高手。

那时的“亨得利”是塞外唯一的正牌眼镜行业字号，工人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正副揽头（既会修理，又善承揽活计的师傅）每月大洋十四块，小徒工每月也有五角钱的补贴。

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这段时间，归化城的眼镜行都聚集在街道繁华、店铺林立的旧城大北街、大南街，街上除了玉器摊而外也有专门贩卖茶晶、水晶的小商贩，当然其中多数是假货，而三家较大些的眼镜字号却各有各的经营本领：

“德兴斋”除经营玉器、玛瑙、珊瑚珠而外，有给眼镜片割边、磨边的技术；

“亨佳利”姚氏父子在做眼镜买卖的同时，能给镜片钻孔、配架子；

“亨得利”却独揽验光配镜的新技术，但遇到磨边、打眼儿时还得有求于“德光斋”和“亨佳利”，三家店铺相辅相成，已初具眼镜行业成龙配套的雏形。

但是，从今天“营销”的角度讲还是首推“亨得利”，这是因为他们掌柜的总经理杨炳慧思想比较新，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因而它们的门脸儿一向使人新颖别致，真可谓是窗明几净；

进到店内更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两侧的大橱窗内，一侧是陈列着市面上罕得一见的各式进口座钟、挂钟、怀表、手表，一侧则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而且价格昂贵的高档眼镜；当年归化城人曾用这样一段话描述“亨得利”曰：

“砖漫地，仰尘房，玻璃货柜亮堂堂；八音盒，自鸣钟，叮叮当当报时辰”

店内无论师傅、徒弟都留着统一的大分头，冬天穿着棉袍，夏天改穿长衫，午间、晚上按时开饭就餐；

最吸引人的就是当地摆放着一架巨大的落地大喇叭的留声机，店里本来兼营着修理和销售唱机和唱片的业务，因而天天让小徒弟们播放些时兴音乐，引得过往的男男女女时不时聚在门前倾听和欣赏，识戏的老者们时不时评论几句：

“盖天红的《哭灵牌》唱得好。”、“毛毛蛋儿的《采桑》有味儿……”

任何时代、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诚实经营和巧取豪夺的一面，当年归化城的眼镜行业也是如此，既时兴起佩戴眼镜这么一种“热潮”，那么一定会有“追赶”这种“时潮”的人，收入偏下的人们自然消费不起那价格吓人的茶晶、水晶，只好以假当真、以次充好装装“门面”，以满足一下自身的虚荣心。

就拿茶晶、水晶来讲，都是天然的晶体，至今都属于宝石的类别，一般人当然消受不起，当年一副上好的茶镜动不动就是一、二两黄金的价格，普通的也得八、九十块大洋，就连平面水晶也值八、九块大洋，托力克水晶（凸面镜）得十四、五块大洋，价格昂贵，货源奇缺。

于是眼镜商人和玻璃作坊的老板们就动起了“歪脑筋”：

“天然茶晶或水晶片上十有九都有些细小的棉状瑕点，以棉小或无棉者为上品，于是就在茶色玻璃或无色玻璃上热压上类似棉絮状的假棉，冒充天然茶晶、水晶出售，行里叫‘充茶晶’、‘充水晶’。”

出售这种假货者，买卖字号中甚少，多是摆摊叫卖和串酒楼茶肆的小商小贩或拉骆驼走草地的商人们所为，但有的时候字号进货时也有“走眼”的，误把这种假货当成真货购进，使店铺陷于两难的境地。

三大钟表眼镜店都很注意自己的声誉，特别是“亨得利”遇到这种情况宁可吃个“哑巴亏”，绝不对外声张，这是他们为了常年做达官贵人的生意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因而从他们这里买回来的钟表、眼镜可以尽管放心，永远都是货真价实、言无二价。

归绥沦陷后，夕日的有钱人中一大部分不愿意为日本人效力，纷纷逃亡后方，即使有些留下来的也是因为舍不得丢了家业，因而少有“的瑟”的主顾，眼镜行业也就处于奄奄一息的态式，直到日寇投降后才略显起色。

1946年，山西省右玉的温谨，字云凤，在大北街路东开了一家“亨达利钟表眼镜店”，从天津请来了宁波眼镜师傅金达夫，把当年在“亨得利”学徒的郑炳璋也挖过去做为技工，由温经理全面管理，郑炳璋柜台伺候，金达夫除负责验光配镜外还时常往返京、津采买新颖的镜架，使“亨达利”的验光配镜业务超过了斜对门的“亨得利”。

这时的“亨得利”已经几易经理，当时是宁波人陈富生，陈既当经理又亲操眼镜配镜的业务、技术；

这时朱英之在大北街北端开设的“美利时大药房”倒闭，山西大同人李裕买下了“美利时”这个牌子，开设了“美利时钟表眼镜店”，与“亨达利”正对门，雇河北人刘盛飞当眼镜师傅；

同时，在“亨达利”的南端又出现了一家“华美号”，“华美号”的孟子珍掌柜是个多才多艺的师傅，既会打造金银首饰，又会做金牙、银牙，还能修理老式眼镜。

到解放前夕，归绥市的眼镜店计有：德兴斋、亨得利、亨达利、亨佳利、美利时、华美号六家，专业人员却只有十三人，其中有验光师、眼镜师、修理工、磨边工等等能工巧匠。

早年的归绥市眼镜式样十分单一，多是传统的正圆片，只有少数大椭圆和小椭圆镜片，但以“亨得利”和“亨达利”经营的光学镜片最为新颖，它们是“夫尔皮式（也称梨形镜）”和六棱无框眼镜；

眼镜架的款式：

茶晶、水晶的多是折叠式铜腿架（俗称蚂蚱腿），配光学镜片的近视镜多是刻有花纹的玳瑁架、赛璐璐质的中山架（正圆形，细腿、弹簧弯，相传是因孙中山曾配戴而得名），最时髦的是做工精细的钢丝镀铬架和从美国进口的12K、14K白金、黄金等做的金丝架。

眼镜盒早期是甚样？不太清楚，辛亥革命以后开始有了铁壳绒面的盒子，更讲究的是沙鱼皮扁筒盒，盒上系着一根串有珍珠或玉片、宝石的系绳，再系上块丝绸或哈达以揩拭眼镜时使用，则更为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