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莱手表(chronotech古莱特手表)

关于西安事变，大部分人都是耳熟能详毫不陌生。今天我不想重复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和知识，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个亲历者眼中的西安事变。

1928年末，史沫特莱女士经苏联进入东北，当时的东北刚宣布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不到半年。她对张学良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骄傲自负、富有民族意识的青年军人——同时也有放荡不羁的一面:“他在路上见了美女丽妇，用车载回公馆，事后开一张支票送女回家。有的人家且以为荣”。

少帅的好色是出了名的，且不分亲后，还抽大烟，私生活一塌糊涂。

史沫特莱与周恩来

史沫特莱女士与张学良的第二次交集是在1936年，地点是西安。由于篇幅的限制，对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张学良的基本情况和心路历程我不再赘述，直接进入史沫特莱女士的经历。

史沫特莱女士是在中共党员刘鼎的安排之下住进了临潼的华清池的。这里安静清幽，适合她休养和写作。

这个时间，世界并不太平:鲁迅先生逝世；傅作义正在和侵入内蒙的日军作战；日军侵占了青岛；胡宗南围剿延安失败；东北军西北军举行联席会议拒绝进剿红军；几百名平津的学生进了张学良的军事学院，面对蒋介石的责难，张学良据理力争；36年10月，三名青年学生一到西安便被特务绑架到西安国民党省党部，张学良出兵解救——西北与中央矛盾激化，一派山雨欲来之势。

1936年11月底，史沫特莱女士被勒令离开华清池，因为蒋委员长要来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将入住华清池。她离开华清池的路上，看到了同样被勒令搬家的百姓，凡是居住在西安至临潼公路边上的百姓必须搬家，搬到哪里去？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同时，征调大批民伕儿童加紧修路，大批特务们入住百姓搬离后的村庄，以保障蒋委员长的安全。

十几年后的1950年2月28日，毛主席和周总理视察长春市区，发现所到之处不见行人，当得知当地政府发布了戒严令后提出批评:“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随后，戒严令解除。

史沫特莱与朱德

史沫特莱女士在西安城内最高级的西京招待所租房暂住，和她同时入住的还有蒋委员长的许多随行人员，蓝衣社的特务也遍布了西安城内的每个角落。此时的西安城鱼龙混杂空气异常紧张——远在临潼的军事会议正在进行，西安城内的巨变呼之欲出——史沫特莱女士的一位红军朋友来跟她借手枪和子弹:“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12月9日，西安市的几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警察开枪镇压，其中受伤的学生中间有两个是东北军高级军官的子女。因为史沫特莱女士拍摄了大量学生游行及惨遭镇压的照片，蓝衣社特务找上门来，以检查证件及护照为由对史沫特莱女士进行威胁，扬言要将她赶出西安城，并给招待所经理下了最后通牒，限定史沫特莱女士24小时内离开西京招待所，史沫特莱女士自然不予理会。

1936年12月12日黎明时分，西安城内突然响起了枪声，有机关枪和步枪。招待所内脚步声嘈杂，呼喊声和外面的门窗破裂声、玻璃的破碎声及被击中的哀嚎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混成一片:“门外面有人在用枪托捅门。坐以待毙，我心不甘，我刚退到墙角里，就飞进三颗子弹，破门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门扇通开了一个洞，我听到几声“日本鬼子”的喊叫声，使我恐怖异常。我的上帝呀！他们借口我是日本鬼子来杀我了”。

史沫特莱女士拼命用中国话喊着“我是美国人不是日本鬼子”以求自保，随后士兵们涌进招待所翻箱倒柜大肆搜查并顺手牵羊，史沫特莱女士的私人物品被抢劫一空，包括钱包、眼镜盒、手电筒、电池、羊毛衫、毛线衣，甚至是招待所里的毛毯及经理的皮大衣等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未能幸免。

能够在西安城开招待所自然不是一般人能为，招待所经理找到了一个军官，军官把抢劫的士兵乱骂了一通，并在史沫特莱女士的房间门上贴了一个字条:不准进入此室，违者枪决。有意思的是，跟着军官一起来的一个老兵等军官走后，随手又把史沫特莱女士手上的手表撸走了——军官的字条并不管用，没人搭理。

军官们把抢劫的士兵集合在招待所园里破口大骂，士兵们抢劫的物品被扔了一地。招待所里有人受伤，受伤者留着日本人的胡子却矢口否认自己是日本人，史沫特莱女士和经理为他包扎并联系了救护车送往医院。

后来，东北军接管了招待所，并告知史沫特莱女士，她的损失会由肇事者所属部队西北军负责赔偿，但史沫特莱女士并没有收到赔偿，后来得知赔偿费被杨虎城的一个秘书私吞了——这个时候史沫特莱女士才知道，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城里死了很多人。

史沫特莱女士随后搞到了一张军用通行证，多方奔走帮助救治伤者。目睹了张学良召开的民众大会，并参与了对外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和广播，遭到了国民政府及美国驻上海南京领事馆的不满，扬言要将她驱逐出中国——关于西安事变后的政治动向、解决过程及西安的社会反响在此不再赘述。

史沫特莱在延安

蒋委员长是在圣诞节这天被秘密释放的，也不知道蒋委员长有没有感到上帝耶稣冥冥中的关爱——为了给蒋委员长一个面子，造成西安民众欢送他的假象，西安当局做了周密的安排，放出风来，说英勇抗日的的傅作义将军将来西安访问，于是，很多人聚集在机场欢迎。其实，并没有迎来傅作义，而是送走了蒋委员长还有张少帅。

得知蒋委员长被释放后东北军和民众的反应被史沫特莱女士记录了下来:“人们停下来对我讲:我们被出卖了！红军还劝说少帅放了老蒋——一个青年军官蔑视一切大声说道:少帅满脑袋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吧，那还有他的自由了，他永远回不来了......”

不幸而被言中。

通过西安事变，史沫特莱女士看到了一个与其他外国人印象中不同的中国。她看到了关于“对国民党政府在日寇面前妥协求和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官兵“积压在心头的愤怒，像爆裂的炸弹在西安事变中炸开了......我亲眼看到了两次空前的游行示威，一次军事示威，一次军民游行，我第一次听到东北军队伍步伐整齐，高唱《打回老家去》的雄壮歌声。青年军官们带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法西斯卖国政府、释放少帅。”

......

西安事变结束了，由于害怕国民政府的报复，很多爱国人士陆续离开了西安，史沫特莱女士也随即离开，继而开始了她的人生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行程，她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