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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关注西政和外国史地学的编纂，王树枏是比较早的专门编纂欧洲史学之人。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调变易进化的观念，继承发扬传统史学中治史之鉴戒传统，积极向国人介绍古希腊和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推动了变法思潮的发展，并积极主动地从中西比较中寻求借鉴。

王树枏(1852-1936)，河北新城人，字晋卿，号陶庐老人，近代史学家、方志学家、文学家，光绪进士。曾入张之洞、陶模幕府，官至新疆布政使。王树枏著述甚多，有光绪民国年间刻本《陶庐丛刻》，曾以总纂身份参与编纂《清史稿》，并撰有多卷史稿。此外，还主持、参与多部地方志的编纂。

甲午战后，中国人最为关注的焦点是如何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实现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富强。对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社会需求，因而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自觉地将责任感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思想结合起来，继承发展了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对中国社会现实与外部世界变化的关注，更加重视对外国史地的研究和编纂，积极主动地向国人介绍欧洲发展的历史，开阔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视野。而王树枏恰是一位在这种背景下值得特别重视的人物。他作为一位晚清西部地区的官员，重视外国史地著述的撰写，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更为难能可贵，因此对他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晚清时期，随着人们对西学的认识不断深化，早期介绍外国史地的“万国”、“五洲”历史地理知识，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编纂新的史学著述以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需求。但当时专门介绍欧洲的史学著述并不多见，王树枏编纂的欧洲史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满足了人们对西学、西艺、西政的深层次求知欲望，他因而也成为时间上比较早而且是比较系统介绍欧洲历史之人。王树枏所撰欧洲史学著述共有以下五部:

《彼得兴俄记》一卷，1896年撰，约有12000多字，纪事本末体，分为帝系、游历、变法、军政、商务、平内乱、土耳其瑞典诸国战事、教会、逸事等九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叙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活动，探寻俄国变法成功的经验，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变法的借鉴。

两部关于欧洲专门的史学著述:一是成书于1902年的《欧洲列国战事本末》，纪事本末体，22卷，约11万字，记载希腊、罗马、意大利、土耳其、法、德、荷、西班牙、英、俄罗斯等十多个国家的古今战事，试图从各国战事中探寻盛衰兴败的规律，以此作为中国的殷鉴。二是刊于1902年的《欧洲族类源流略》，全书共5卷，是一部当时比较重要的关于欧洲民族史专著。以地域为中心，将欧洲英、法、德、俄、波等国，以及土耳其、叙利亚等与欧洲地缘和文化渊源比较近的亚洲国家，按种族划分，溯源辨流，从种族、文化风俗、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梳理，试图从本质上找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合之处，以确定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

两部关于希腊的史学著述：一是成书于1905年刊于第二年的《希腊春秋》，约20万字，全书共八卷。是书采用编年体形式，起自上古希腊“夏帝芒二十六年丁酉（西元前一千七百六十四年）”，止于汉景帝十一年（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为止，近两千年历史。作者采用纲目编年体，将希腊史事置于中国历法之下来介绍古希腊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希腊者，欧洲之唐虞也”，“雅典为泰西之邹鲁”，强调中国和希腊是东西方文化的源头。二是成于1902年的四卷《希腊学案》，采用学案体编纂，梳理古希腊的学术思想及传承。

王树枏通过以上五部欧洲史学著述对欧洲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思想、文化、科学等方面做系统介绍，并与中国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相联系，反映出19世纪世纪末20世纪初史家爱国图强的时代精神和他们开扩视野、研究外国历史的自觉意识。李肖聃先生在其著述《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将王树枏的《希腊春秋》、《欧洲列国纪事本末》列入《湘学略》之《邵阳学略第十》，与黄遵宪、王先谦等人并列，认为这些史学撰述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继魏源之后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896年，王树枏撰写《彼得兴俄记》，此书显然早于康有为1898年《俄彼得变政记》，可见王树枏是当时较早撰写俄彼得一世变法的中国人。

《彼得兴俄记》的撰写是受到传教士李提摩太《列国兴盛变通记》的影响。李提摩太在华四十多年，译著有《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兴盛变通记》等20多种。李提摩太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张调往湖北时，1895年李还曾到湖北拜见过张之洞。在此前后，王树枏曾做过张之洞幕僚，他显然对李提摩太有较多了解。后经张之洞介绍，王树枏前往陶模府中做幕僚，《彼得兴俄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成书的。王树枏以李提摩太《列国兴盛变通记》为依据，辅以徐景罗《俄史辑译》、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和《万国通鉴》等史书，以其较好的桐城派文学功底加以润色，编纂而成《彼得兴俄记》，这在当时是一部比较早且比较全面地介绍俄彼得一世变法之著述。王树枏赞叹彼得一世为“英主”，“中外之谈变法致富强者，必以彼得为称首”。以古训“学在四夷”为认知基础，“述俄皇彼得变法之效，详记之，以为用人行政者警焉”，详细记载了彼得一世的变政过程与成效，认为俄国的兴盛与强大来自于彼得一世的变法改革。彼得一世考察西欧后，“既归国，凡西人新法善政，无不一一见之施行。卒平内乱，慑强邻，破瑞典，取东滨海地，建新都而霸天下。鹰瞵虎视，欧洲诸国，咸东向听命。一怒一居，系天下安危。呜呼，变法之效，何其彰彰也”。彼得新政实效成为中国人仰慕效法的榜样，倡导变法图强即是王树枏撰书之目的。《彼得兴俄记》的撰写为变法图强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潮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当时介绍外国哲学史的著述中，《希腊学案》是较早论述希腊哲学史之作，王树枏也成为较早论述希腊专史之人。他是较早涉猎、探究希腊、罗马历史文化之人，惜其《罗马史稿》被毁，只有《希腊春秋》和《希腊学案》两部存世。是书详于古希腊学术、思想、文化、科学等方面介绍，试图从文化层面上探究欧洲文明之渊源。《希腊学案》以希腊学术为考察对象，对希腊学术传承方面进行梳理，辨镜源流，进行中西比较，说明东西方文明的异同，目的是确定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向国人介绍希腊文化时，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背景，以深厚的传统儒家思想为底蕴，这是王树枏认知的前提和基础。如王树枏对希腊史学发展的介绍：“希人希罗多都士（希罗多德），遍游诸国，征文考献，证以己所见闻，著史九卷，详载波希战事。尝往埃及，得古书，考其舆地、城池、庙宇、坟墓、宫室、器用、衣服、礼仪、风俗、政教，事无巨细，皆博咨而详记之，是为西人历史之祖。继有都基底底（修昔底德），详载希腊诸城战争诸事。伯路大弧（色诺芬）之史，则甄取希腊及罗马英伟之士，才德功业相伯仲者，于其治国治军，比附而较论之，分为立传，以定优劣。之三人者，泰西后学所谓欧洲之班、马也。乌乎，周泰时若孟、荀、庄、列之书，称述唐、虞、夏、商以往，多稗官小说，荒诞无稽之辞，故太史公谓其言不雅驯。孔子收录古文，削自尧舜尚矣。然帝王轶事，简略灭没，十不具一。洎乎周季，左邱明、铎椒、虞卿之徒，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创为史体，以诏后世。东周以下，治乱之迹，粲然灼人耳目。天下之事，日富以新，由简而之详，由质而之文，由昧而之智，自然之势也。希腊上古无史册传世，才颖之士，相为演说古事，口受传指，人人异端，因事挹损变乱，傥忽不可究诘。希腊多都士出，网罗旧闻，著之于册，后贤踵起，相与绍述，而后希腊之事，始稍稍有可观者，其功盖不在左氏下也。伊考其时，中西史学，皆在东周之后，遥遥相望，后先辉映，讵不奇哉。”

王树枏肯定古希腊三大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地位、贡献及史学著述，并与中国古代史家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相比较，肯定他们对中西史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中西史家是在不同的空间、相同的时间是东西遥相呼应的；肯定他们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整理时，尤其是史家在史料整理时，删繁就简，有选择性的扬弃、传承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如介绍古希腊数学成就：“希人欧几里德著《几何原本》。初，比撒卧拉斯讲几何之理，埃及诸儒多精其学者。欧几里德旅居埃及，辑诸家之说，为《几何原本》。间出创论，阐线、面、体积、方圆、三角、勾股、弧、玄之法，书凡六十卷，计界说十三卷，论体三卷，末附一卷，不知何人所为。明时徐光启译前六卷，至近时海宁李善兰乃续成之。其第十卷理术精深，故西人通习者，亦仅前六卷而已。西人谓是书译本，惟中国最善，此二千余年以来之绝学也。”书中介绍几何学的起源以及在中国的传播，明末清初由利玛窦传入中国，徐光启在《天工开物》中曾介绍过欧几里德《几何学》，晚清数学家李善兰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受到世界公认，“惟中国最善”，体现出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希腊春秋》在当时确实是一部质量上乘的编年体史书，民国时章士钊曾有将其改编为中小学教材的意图，“《希腊春秋》翔实有用，将嘱朋僚，比照西文，略加考订，使成学校参考用本”。此书后东传日本，有日人龟井忠一西装聚珍本，有王树枏诗《林出君慕胜携余所撰<希腊春秋>归日本，文学士佐藤小吉为斟一通诗以报之》为证。

面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峻局面，王树枏的欧洲史著述体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强烈的忧患意识。

王树枏撰写欧洲史著作时，正值民族危机严重之时，他怀抱“隐忧”，认为列强已对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包围之势，“英藩印度，属缅甸；法踞越南，睨暹罗，规滇粤；俄开鲜卑，蹠蒙古，窥辽左，觑朝鲜，欧洲大势皆东趋矣”，而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较大的争夺，“甲午以还，中国落俄人之陷阱，而为所欲为”，“中国自开海禁，东西强国蜂集海上，鹰瞵鹗视，覷我中华。兵兴以来，蹶于英，偾于法，蹙于俄，覆于日本”；“时强邻压境，鹰瞵虎睨，耽耽视我为机俎上肉，主权之不失，近一线耳”。英、俄、德、法等国已占据中国的周边地区，同时在华进行激烈争夺铁路权、矿产开采权、投资设厂等权益，王树枏敏锐地看到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列强竞争的战场：“我国自通商以来，埠岸林立，而英、法、俄、德，又争开铁路，通我中邦，吮血摇喉，各谋不逞。西人尝谓我国为一大市场，呜呼，其即以我国为一大战场欤。”他深为中国前途忧虑：“今中国西北大势，已在其（俄）掌握之中，吾恐将来求为土耳其，而不可得也”；“中国财命操纵于敌人之手，奄奄待尽，恐不数十寒暑，家与国相随而尽，有求为乞丐、奴隶，而不可得者”。在这种局势下，中国已经难以抵挡列强的侵略，门户大开：“中国水路沿海七省藩篱洞开，陆路岸疆三面要害尽失，法之越南，铁路北逾谅山，英之铁路已抵西藏之大吉岭，缅甸铁路亦居滇边不远，俄之西方铁路直达浩罕，其东方铁路包过吉林，近将昆连日本矣。去日本即海，去海即法，去法即英，去英即俄，去俄即日本，四面交敌，撤尽藩篱，钢轨、云连、火轮、电挚，此后中国欲安处无事，其可得乎?”

民与国相连,家与国一体，王树枏的天下观扩展为关注整个世界的安危。他多次用“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之语，强调欧洲列强在华的激烈争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反过来会关系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危。“中国强而欧洲之变息，中国弱而欧洲之变起”，如果中国一旦爆发战事，会关乎欧洲社会的安危，“吾恐欧土之戎机，发括于亚东之域也”。如英俄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激烈争夺，成为关系着世界安危的重要因素，“英人之所忌畏者，惟一俄耳，触其机者，不在土耳其，则在中国”。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受挫后转向对亚东地区的争夺，“此为俄国外交之长策”，“至深且远”，俄国是中国边疆地区的最大威胁，“其势趋于亚洲东土，西伯利亚铁路横亘东西，扼群国之喉吭，而抚中华之背。中东战后，收渔人之利，甘言诡算，诳我中邦，军务商情，已成变局”。在这种情况之下，“亚洲国势，遂又偏于亚东”。王树枏认为：“俄为战国之秦，群雄侧目。西人知中国之不足恃也，于是英、德合纵各国，群起争衡，割胶州澳、威海卫，屯兵集舰，以为犄角摈俄之计。腹矛胸戟，包藏祸心，将来兵衅兆于亚洲，而欧洲之治乱安危，即于此系。铁路告成之后，我中华四万万支那之种，其盛衰生死于斯拉分、德多尼两族之中者，盖未可知。”通过分析，他得出了“将来兵衅兆于亚洲，欧洲之治乱安危，即于此系”的结论，列强在中国之间的矛盾有可能是引发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因而“吾为亚种惧，吾尤不能不为欧洲惧也”。内忧外患的晚清民国时期，王树枏“忧民”、“忧国”、“忧天下”的危机意识成为其著述中的鲜明特色。

第二，由古代变易观向近代进化观念的转变。

变易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观念，《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王树枏则将这种变易观念运用到自己的史学编纂中，以此来解释当前所面临的变局。

从时间上看，五部史学著述都成书于甲午战后的十年，《彼得兴俄记》成书于1896年，《欧洲族类源流略》为1896年（1902年刊印），《欧洲战事本末》为1902年，《希腊学案》为1902年（1919年重新刊印），《希腊春秋》为1905年（刊于1906年）。《彼得兴俄记》、《欧洲战事本末》、《欧洲族类源流略》这三本书中，并没有出现“天演”、“进化”之类的词语，王树枏在书中依然还是利用新旧、强弱，愚智、好坏等传统词语作为评价标准，“进化”等词没有出现。如作者在《欧洲族类源流略》序言中认为“自古逮今，旧种之弱，每不敌新种之强。旧种之愚，每不敌新种之智。强者、智者出，而弱者、愚者，遂沈霾没灭，无复有能存其种者。久之而强者又弱，智者又愚,新种遂变为旧种。而种之尤新者又出焉。存亡消息,如还无端。吾于是益知新之为义大也。四千年以前，种之强且智者，莫如印度，欧、亚两洲谈贵种者，指为首屈焉。希腊、罗马踵起欧洲，亦世之所谓强种、智种者也，自德多尼苗族崛起,新益求新，于是割全欧，藩印度，种之所布于美、于非、于澳、于南洋诸岛，而蚕食之志，至今犹未厌焉。盖又不第印度之种，希腊、罗马之种之为，所羁周而删夷者，为可惧也。虽然吾又安知夫旧者之不能复新，而新者之不复为旧耶?”

甲午战后，伴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严复译《天演论》在中国广为传播，吴汝纶为其作序“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指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吴汝纶对严译《天演论》给予很高的评价。与吴汝纶关系一直亲密友好的王树枏，可能就在此时接受了进化论观点。

撰写于1902年《希腊学案》和1905年的《希腊春秋》中则出现和使用“天演之事”、“天演自然之公例”、“择种”、“竞争”、“进化”等词语，达到几十次之多，反映出他明显受到《天演论》的影响。如“国民天演之事，由分而之合，由驳而之纯。此盖天演自然之公例”；“今日欧洲诸强国所奉为竞种争存之术者也，土狭民稠，谋生展地,以天演必至之势。而择种留良，乃天演自然之程度”；“西人之言曰：竞争者，进化之母”；“国存于競争，人生于忧患。競争之心日益烈，则忧患之念日益深”。书中“天演之事”、“天演自然之公例”之词语，表明王树枏作为当时先进的士人善于接受先进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并在当时较早地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来撰写史学著述，同时又通过其著述促进了《进化论》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

作者深存忧患意识,心忧天下，以“异域”文化、“夷狄”文化为参照物，以西方民族的兴盛更替作为考察对象，从这种强与弱、智与愚、新与旧的较量、转变和博弈中，作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唯有变革，才能中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带有进步性和合理性。

第三,自觉的历史鉴戒意识。

王树枏认为，“盛衰兴败之由，古今中外盖一辙也”，“希腊三世，终结三代，旷若合符，何其类也”。于是，“远观希腊，近观欧洲，有国家之责任者”，“考其富强之故”，探研世界上各国的治乱兴衰成败经验作为中国的借鉴，这是王树枏撰写关于欧洲史学著述的目的。王树枏在其欧洲史著中，突出两种类型国家对中国的借鉴作用：

一类是在历史上曾经较为强盛，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落伍，遭受列强侵略而成为殖民对象，如土耳其、波兰、印度、西班牙等国。作者以土耳其为例，认为土耳其政治腐败不堪，无法抵御外来侵略，把土耳其归为受凌辱的愚者、弱者，其实这种归因方法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土耳其不能自保的真正原因是列强的侵略。以西班牙为例，西人“当日握西半球之霸权”，“虐待异种”，“贼人之种者，适以自贼其种。吾愿天下之言保种者，群以西人为戒焉”，保守落后，不思进取势，必会失去原有的优势。作者认为土、西等国都是历史上曾经是较为发达的国家，但现在都变成保守、落后的国家，王树枏分析他们的落后和种种过失，指出他们摆脱这种悲惨的局面的途径、方式,警示处于亡国灭种境地的中国人，以此作为殷鉴而促使其奋发图强。

一类是进行改革之后走上成功之路的俄国、德国、日本等国，这是中国人的楷模和榜样。以普鲁士为例，保国的途径是“贵乎自立”、“贵乎自强”。“国无大小，知耻则强。知耻之要，贵乎自立”，“然则有复仇之责者，远观齐桓勾践之事，近观普鲁士与日本之所以立国，亦可以知所法矣”。王树枏具有爱国之心，主张富国强兵，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保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而俄“彼得诸事皆效西法，而于兵制尤勿勿不懈，制造之广，校练之勤，延师任贤，选材别器，以与欧洲大国争长角能。雄视海上，卒能戡定内乱，屏翰外侮，与英、法、瑞、奥迭为主盟。呜呼，强弱兴衰之机，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得一世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实行的改革成效是俄国强盛的重要条件。以彼得一世变法为效法的榜样，王树枏积极要求从当政者实行自上而下变革，所以受儒家“为政在人”的影响，王树枏治史目的和撰述的重心放在资治的层面上，意图为“当政者”提供可以借鉴的启示、经验和教训。

随着西学东渐的进行，大量的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知识传入中国,中国人在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了一定的认知了解之后，将这些西学知识进行深层次加工之后提升到服务于社会现实的层面上，王树枏史学著述正是适应这种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王树枏的欧洲史学著述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一是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王树枏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自觉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力图服务于社会，体现出“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些著述属于史家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范畴，顺应了当时社会上“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大趋势，体现出史家高度的自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二是王树枏受到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西方进化论的影响，积极要求进行社会变革，“惟有远师三代之意，近采泰西之法”，才能使中国摆脱社会危机，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体现出其思想上的进步性。

在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时，王树枏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比较早的撰述欧洲民族史、欧洲军事战争史、外国人物传记、希腊史的中国人。他撰写的欧洲史学著述一方面具有继承与发展传统史学的功能,另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学习西方，了解西方的思想观念，要求进行变法，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文化，无疑使王树枏个人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

刘芹（1968—），女，山东临朐人。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专业方向为中国史学史、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董广伟（1970—），女，山东莱州人。曲阜师范大学信息技术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原文载于《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