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手表的书(关于手表的介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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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了《上海手表厂》《上海手表厂之二》后，意犹未尽。此文主要是写点揭秘轶事，以及前前后后的因果关系。

上海手表厂史的书稿校样，本应1989年3月第一版，最后胎死腹中。

近日，翻找出《中国时间》的样书（此为绝版，别无分册），版权页上注明：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这本胎死腹中的书，合作三方中仅我一人遭受损失。出版社收到全额赞助费，不用出书反而连成本也归零。上海手表厂的赞助费已列入生产成本。所以厂办沈主任对我说，我们都无所谓损失，最多这书不出了。

上海手表厂史的书稿校样，本应1989年3月第一版，最后胎死腹中。

是的，损失的就我一个人，他们当然无所谓了。我损失的仅是心血和名利，手表厂损失的却是历史。当然，当今人们只要辉煌，辉煌过后尽是废墟。古人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今天是风流过后，不著一字。白茫茫大地，什么也不剩。好干净啊！

以当时环境，个人不可能翻一个组织的“盘”。他们依势恃强“玩”的很嗨也很满足。在结束这次合作时，我对书记兼厂长的曹说：今后你永远不可能领导我了，我倒有可能和你的领导非常熟。对我的实话实说，他回以不屑的神情。

这本书成了我和上海手表厂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同时，事情的发展也因此一语成谶。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无非是河东河西而已，也不需要三十年的漫长。

日月如梭。我也通过众多渠道知道了许多实情。我曾主政一家日报的要闻部，手下十几名条线记者的采访范围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单位，可以随时结识任何一位局委办领导。时任市轻工业局刘局长在调任新职之前，对接任的吴局长专门就表厂问题作了交代，而吴与刘在这方面的意见高度一致。毕竟，刘作为上海手表厂的创始人，曾连任四届厂长，知之深更爱之切。毕竟，上海手表厂是轻工业局、上海市的王牌企业，各级领导护旗责无旁贷。

后来，上海手表厂戚厂长升任市轻工业局副局长。曹高兴地兼任了厂长一职。由于表厂连年效益滑坡，市经委和轻工业局组织一个班子进驻表厂调查审计。

左为厂办王海生，中为厂长戚德林，，右为厂技术科余景武。此照片摄于1987年10月。

因为手表厂的毛泽东百年纪念“金表”造假事件，上海三大报政法部主任和记者均获悉相关情况。其中某报以红头内参形式上报了市委。位列市委常委、主管工业的蒋副市长理应看到这份内参。应该说，起码从这份内参开始，上海手表厂的问题已进入了市领导的视野。对手表厂这样的企业，当时是不能直接见报公开批评的。

调查审计期间，正是百年纪念“金表”的事惹得手表厂官司缠身。调查审计组内有人同情表厂，希望以注资、合并等形式助其渡过难关。但组内一位具有金融、股权运作专业背景的邬女士（化名），在审阅了表厂历年经营数据后表示：只有破产清算才是最低成本地选择。她的专业背景让她的话一锤定音。终审报告对曹不是很有利。审计项目结束时，戚副局长请审计小组去某高级饭店吃了一顿，豪华礼遇，以表谢意。一切世态炎凉、浪拍水激尽在杯盏觥筹中。

破产之后，意味着“上海手表厂”这块牌子永远不能启用。否则，债权人可以继续追债。

后来，和邬女士认识了。她已是业界著名的股权投资操盘手。听说了许多当年在表厂审计时的奇葩桥段，在对人品的认识上，我们颇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

一个厂子的兴衰，有时就系于一个人的素质。专制铁腕加自以为是，往往失去众议之智的矫正，九十九次侥幸过关，经不住一次马失前蹄的溃败。当时行政架构俗称条块，条大于块（今天是块大于条），也就是局雄于区，处雄于街道。

当时上海手表厂党委下面竟然设立了一个政治部，叠床架屋式的豪华配置，今天听来如同笑话。但是，你再豪横的处级厂，若不待见于上级机关，难以想象。自古弱小之国凡慢辱强邻、无礼诸候，皆无善终。

后来知道，上海手表厂的“场面”原来就局限于杨浦区这片厂址之地，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如此格局，和“上海牌”这块金字招牌太不相称了。平台太小怎么呼风唤雨？只能被风吹雨打，落红飘零。轻才小慧何以叱咤风云。

杨浦人很有风格的。他们在场面上要恭维对方时往往这样说：兄弟，出道是我早，路道是侬粗。一语两吃，自奉酬人。如果吃饭过程中稍有瑕疵甚至没有瑕疵，也会说：这顿不算，下次重来。曹也常有豪爽之风，请客近尾声时一个电话叫人过来买单。他想不到的是，买单人中有我非常好的朋友。

也曾有人阴刻地对我说：假若曹升上去了怎么办？我笑答，他递给局里的报告或申请，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即刻驳回，这还有上升之望？那人又说，万一呢。我说没有万一，我可以专折奏事，你以为这是吃素的。那人不响了。后来和那人也渐行渐远。

上海手表厂厂史的口述者、原厂办主任周兴根。

为了此文，我几经曲折终于联系上失联很久的原上海手表厂办公室主任周兴根（即厂史这本书的口述者），他已84岁，在苏州养老。他声音宏亮，向我吐槽了不少羞于言人的往事。沪杭公路上与他毫无关系的一场车祸，因公受伤，按例休假，最后成为他人生的休止符。莫名呀，难道因为曾经的“口述”？当时有人暗示，最多书上放一个“执笔”。我说，无源哪有流，光有“执笔”那是创作了。回答我的是：那就干脆换成“厂史编写组”。无理又凶悍。

烟云过后，仍然澄明。前年在一次手表厂原同事的大聚会上，曾碰到曹。擦肩而过，形同路人。他依然高调发言，说我现在退休工资近万元，生活很好。好满足呀。知足长乐，只能祝他有一个安宁的晚年。

视野小有小的景致，格局大有大的豁达。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未必再相识。据说，曾经是上海市最年轻的处级，后来变成了历史最悠久的处级。其实，不进不退也是一种境界，如同打了个通宵麻将最后说不输不赢的，我向来敬佩。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古训自有道理。起步早，未必走的远；起步好，未必站得高；起步快，未必走的稳。

我在上海手表厂工作时开始写诗，因为工作因为诗歌，有一首诗于我印象很深。记得作者叫何达，现摘抄片段如下：

大理石雕成像,

铜铸成钟，

而我这个人，

是用忠诚制造，

即使是破了，碎了，

我片片都是忠诚。

这首诗的点睛之笔在于：即使碎了，片片都是忠诚。因此，才有了我的《上海手表厂》之一、之二、之三系列。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定数，一个金盆。之三之后，再无表厂。转身天涯！

按照片说明的排数，三排左一刘思仁（原上海手表厂厂长，后为上海市轻工业局局长），二排左六谢妙坤（我部门成品检验站支部书记）。

作者自注一一八十年代初期，上海手表厂的利润就上亿元了。这是一个极其傲娇的标杆。这样一家名企，无史无志，实在不堪。书中许多档案史料，如今不知流散何处。本文写作中曾得到知情人士特别关照，在此致谢！

图注：文中上海手表厂筹备处的合影，摄于1957年8月。据说有此照片者极少，上海钟表文化科普馆也未见收藏。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转发、点个“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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